济南市道德模范刘树林：我与梁启超家人的邻里往事
- 2015-03-21 14:31
- 济南齐鲁花园医院
- 刘树林
建国初期，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:“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，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，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。”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。
1940年，我出生在芙蓉街50号，全家租了房东张允恒家的四合院。站在院落后门南瞧王府池子，北眺起凤桥，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正是对这条老街的真实写照。直至建国后父亲到了省府工作，我家搬到了省府第四宿舍居住。在省直机关工作的梁思宁一家也住那里，我们两家关系甚好，我母亲又善于搞好邻里关系，两家孩子都比较多，经常在一起玩耍。听她家孩子说，小学历史课本上的那张光头像是他的姥爷，我们小孩子怎么也不相信，认为是瞎说开玩笑，课本上还能有你的姥爷！非要弄个明白不行，就去问了大人，果然是真的。梁思宁家有一保姆，除了看管孩子，还照顾她的婆婆直至去世，日常操持着全部家务，孩子们很听保姆的话，孩子们称呼她“娘娘”。
1959年我由济南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，经常去西单手帕胡同33号拜望梁启超夫人王桂荃。老人家思想进步，家里订有《人民日报》，每天看书看报，思维敏捷。她经常勉励我要学好专业技术，刚踏入社会一定要好好工作，多向老师傅学习；工作中要勤快，生活上要简朴，团结好同事，与人友善相处。对我讲的都是很实在的话。她家的保姆说王桂荃老人掌握着家庭经济，许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，腿脚灵活，身体挺好，精神矍铄！还经常去附近的西单看戏看电影，家里还有黑白电视机，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。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:她让我去天津时看看她捐献给国家的房屋是否安好。
去她家的次数多了，就变得熟悉而亲切，交流也多起来。家里的墙上挂的大幅照片是其小儿子梁思礼，当时是“两杠四星”大校军衔，建国后由美国回国，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。家人出出进进，都是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们待人彬彬有礼，对当时二十出头的我热情打招呼，让我受宠若惊！每次去她家，老人家都要留我吃饭。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紧缺，油肉凭票供应，留下吃饭多不好意思！但老人家再三留我，她是四川人，还专门嘱咐保姆做菜不要放辣椒。她们是用“文明碗”，时值小伙的我，用惯了大碗，嫌碗太小，又不好意思一碗接一碗地吃。但老人家说小伙子饭量大，一定要吃饱！我留下的粮票老人家坚决不收。
历史课本上的梁启超
梁思宁的哥哥梁思成
梁思宁一家
每到回济南过春节之前，我都要去老人家里取些东西捎带给她女儿梁思宁。我回北京时再给老人家带点家乡特产，以表谢意。1963年，我回济南过春节，老人家捎给女儿一百元钱，另外给我十元带回家过春节，就这样连续四个春节直到1966年共资助了我四十元，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。1963年6月，正值我回济南休探亲假，恰巧老人家由北京到济南女儿梁思宁家，还到了住同院的我家探视，并带来一些北京特产。这次济南之行，老人家还去游览了泰山，这也是她最后一次来济南。
1965年，梁思宁的丈夫章柯同志担任山东省科委领导，全家搬至经四纬六路省科委所在地，从此我们两家就分开了，但是两家人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。我家人口多生活吃紧时，我弟弟就到梁思宁家借钱。梁思宁在借钱之外还会给两毛钱乘公交车的路费，但弟弟为省下两角钱总是徒步回家。当我家去还钱时，梁思宁说:“不用急！”章柯说:“不能要利息！”
次年，我父亲调至山东煤矿学院(现山东科技大学)工作，我家搬至科大家属宿舍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，全国上下批斗“当权派”，章柯、梁思宁夫妇也未能逃过一劫！他们家雇保姆也成为一大“罪状”，在这紧急关头，他们家保姆跑到我家避难。后来老保姆生病住院，梁思宁及其子女每天守护在病房，喂水喂饭，洗脸擦澡。保姆病故后，他们作为亲人料理后事，兑现了梁思宁将保姆养老送终的承诺。
1967年，“文革”正值高潮，我在北京去看望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，家里被抄，完全破败。老人躺在院落门房小黑屋里一块木板上，地上放一个热水瓶，凳子上放一个干巴烧饼，老人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:“你快走吧！红卫兵来了！”我含泪告别，目睹了老人家弥留之际的悲惨处境！次年老人离世，终年八十二岁。
出生成长在芙蓉街的刘树林老师，每次谈起自己的芙蓉街都会滔滔不绝，老人在向记者介绍芙蓉街的点点滴滴
济南市道德模范刘树林同志在我院接受白内障手术成功复明
小编的话：本文刊登在齐鲁晚报2015年3月12日B02版，为济南市道德模范刘树林同志亲身经历。刘树林同志虽年逾古稀，但关心公益事业，多次获得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，而且笔耕不辍，文采斐然，读来甚为感动，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时代的人和事，尤其是仿佛把我们带到了课本上读来的名人身边一样。
刘树林同志多年来一直对济南齐鲁花园医院关心备至，为我院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，和我们医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我院领导和全院职工对其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